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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從“實踐”到“美好生活”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 沈湘平

  眾所周知,我國的改革開放發端于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這場討論重申和強調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命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今天,我們迎來了從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飛躍的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成為新時代強音。事實上,人民的美好生活成為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落腳點和最終檢驗標準,正如40年前的“實踐標準”一樣,今天的“美好生活”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認識,永遠也不會過時,但今天人們關注的焦點確實更多地聚集到美好生活上來。這種重心的變化反映了時代的變遷與進步,揭示其蘊含的旨趣有著重要的啟示。

  40年“標準”重心的六個相互聯系的轉變

  一是從生產到生活的轉變。40年前,在實踐活動中人們突出的是改造自然的物質生產活動,乃至很多人自覺不自覺地將實踐僅僅理解為物質生產活動。那時,整個社會的重心在于生產,社會總生產遵循著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邏輯,消費只是廣義生產的一個環節。新時代的今天,生活的原初性和目的性被凸顯出來,也就是說,人們是為了生活而進行生產,而且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生活即美好生活,總體上,中國已經從生產型社會進入到生活型社會。

  二是從斗爭到美好的轉變。由于時代的原因,40年前人們理解實踐時更多強調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對立以及主體對客體的征服、改造,改造自然的生產活動被稱為生產斗爭,調整、改變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活動主要被稱為階級斗爭。新時代的今天,無論是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還是人與人的關系,都強調和諧共生。在新發展理念指導下,新時代的中國大力推進“五位一體”建設、特別是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以構建和諧社會和美麗中國。

  三是從客觀到主觀的轉變。實踐是主觀見諸客觀的感性物質活動,客觀性是其首要特性。40年前強調“實踐標準”是為了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也就是反對表現為教條主義的主觀主義。新時代的今天,美好生活首先是人們的“向往”和“需要”,人們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環境以及安全感、獲得感、幸福感的需要,特別是有關尊嚴、體面、自由等感受性很強、主觀色彩很濃的需要上升為“剛需”。

  四是從途徑到目的的轉變。實踐之所以能成為真理的檢驗標準就在于它是主體與客體的橋梁和中介,實踐之所以極端重要不僅在于它是真理的唯一標準,還在于只有通過實踐人才能獲得存在和發展。事實上,40年前對實踐的強調是突出了實踐作為途徑的關鍵作用。新時代的今天,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美好生活具有終極性、目的性,其他的一切都是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服務的。

  五是從思想解放到人民幸福的轉變。40年前實踐標準的重申,是為了沖破“兩個凡是”的束縛,其根本作用在于思想解放,40年改革開放創造輝煌成就,原動力就在于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首先是改變觀念,以更好地認識和改變世界,實事求是,把握規律性。新時代的今天,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為人民謀幸福是同一回事。為人民謀幸福就是要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實現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讓人們生活更加美好。或者說,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關鍵是不斷提升人民的幸福感。

  六是從認識論到價值論、生存論的轉變。40年前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是個認識論問題,實踐也主要被理解為認識論的范疇。新時代的今天,我們所強調美好生活(good life)與幸福(well being)雖各有側重,但都指向人們對于生活狀態積極肯定的、愉悅的、質的感受,是一種理想的、好的存在狀態。一言以蔽之,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為人民謀幸福就是要使人們在存在的基礎上能夠很好地存在。

  美好生活是對實踐本來意蘊的復歸或彰顯

  其實,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視野中,美好生活與實踐并不矛盾,40年“標準”重心的轉變,可以說是對實踐本來意蘊的復歸或彰顯。

  馬克思繼承和發展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實踐概念,尤其是直接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實踐理論進行了批判和改造,從一開始就將實踐理解為屬于人的“總體性活動”,是“歷史的真正基礎”。也就是說,馬克思一開始就對實踐進行了存在論(本體論)的而非認識論的理解。他認為實踐是人作為生命體的特征,是人的類本質,人實踐故人在。同時,“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歷史不過是人的活動而已”,社會、歷史的本質就在于實踐。

  馬克思的確強調物質生產活動的重要性,但是人們往往只是從經濟學而不是從歷史科學的高度上去理解馬克思的生產概念。馬克思認為,“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而“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生產是為生活服務的,而不是相反。后來恩格斯不下兩次總結道:“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可見,所謂生產不過是使現實生活成為可能(生產)和持續成為可能(再生產)的活動。要理解什么是生產,關鍵在于理解什么是“生活”“直接生活”“現實生活”。生活的理想是為了理想的生活,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牽引著現實生產,對生產形成規范。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馬克思認為實踐既是“感性活動”,又是“對象性活動”,而且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對象性活動。在實踐中,和動物的本能活動不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可見,實踐不僅是認識的檢驗標準,而且更是人的本質力量、價值、意義的對象化和確證。“按照美的規律”正是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內在尺度的體現。

  總之,在馬克思那里,實踐是總體性的存在論概念,包括了現實生活的原初維度和使之持續成為可能的生產勞動的基本維度。40年來,中國社會發展從實踐向美好生活的邏輯重心轉變,實際上應該理解為人們對實踐內涵的不斷深化。在確認實踐是一個存在論范疇的基礎上確認實踐與美好生活的統一,有助于我們深化對“美好生活”的理解,就是要彰顯美好生活的存在、倫理維度,避免落入一種純粹主觀、感性、物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