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鄧小平與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關系，比較通行的提法是“他支持和領導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這樣的表述也常見于黨的一些文件之中。我認為，這種表述值得商榷。“支持”和“領導”是兩個概念，對同一個人而言是不能并用在一件事情上的；并用了就等于說是鄧小平支持了由鄧小平領導的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自己支持自己，這是說不通的。
　　從我們這些年收集的鄧小平生平活動資料看，我認為，關于鄧小平與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關系，似乎可以作這樣的表述：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支持由胡耀邦同志組織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因勢利導，發動和領導了一場全國性的大討論。
　　這里的關鍵在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是誰發動的？有些同志提出：鄧小平本人多次說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他事先并不知道，也沒有看過，是有了爭論以后才看的。既然如此，怎么能說大討論是他發動的呢？
　　這就有了怎樣看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文章與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關系問題。
　　毫無疑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是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源頭和導火線，沒有那篇文章就不會有后來的大討論。但是，僅靠發表那篇文章是不會自然形成一場全國范圍的大討論的。文章的作者和組織者事先并沒有設計甚至也沒有想到文章的發表會引發出一場大討論。之所以能夠演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全國范圍的大討論并發展成思想解放運動，從根本上講，是鄧小平發動領導的。而當時，也只有鄧小平能夠發動和領導這場大討論。這樣說，絲毫也不會影響或降低胡耀邦同志所起的偉大作用。
　　對這個觀點，我談三點意見：
　　第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的發表，是鄧小平領導進行撥亂反正的產物。文章的核心內容，即倡導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反對“兩個凡是”，這個觀點是鄧小平首先提出并闡發的。
　　1978年初，之所以會出現一批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的文章，是鄧小平復出后領導進行撥亂反正，在實際中逐步糾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錯誤做法，營造了一種思想解放的社會氛圍的結果。
　　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工作，自告奮勇抓科技教育，以此為突破口進行撥亂反正，開始逐步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如他決策恢復高考，提倡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推翻了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平反冤假錯案，等等。撥亂反正的實際進程很快，必然要求理論上對這些新實踐、新事物、新現象作出解釋并提供依據。所以那時候出現了一批正本清源的理論文章，包括鄧小平親自抓的推翻“兩個估計”的文章，關于按勞分配的文章，以及他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的講話，等等。這些文章都對各個領域里的撥亂反正給予理論支持，產生了很多反響。胡耀邦同志的重要貢獻是，他組織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抓住了當時撥亂反正的總問題、總根子，從基本理論上講清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這篇文章所要闡述的基本觀點是，“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應該按照實踐的標準，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是這篇文章的要害，也是它能夠引起一場大討論的根源。顯然，這個觀點的發明權并不是這篇文章的作者和組織者的，是鄧小平首先提出、闡發并且是在黨內和社會上廣為流傳的。我曾經訪問過文章的原作者胡福明同志，他很明確地說，他就是聽到鄧小平關于“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后才萌發了在理論上進一步闡述這個觀點的想法的。這說明，盡管鄧小平并不知道這篇文章的來歷，一開始也沒有看過這篇文章，但實際上，他就是這篇文章的原創。對此，他曾這樣解釋過。1982年，他陪同金日成去四川時說：“我出來以后，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從此開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這就是說，鄧小平自己也認為他是這場大討論的發動者。
　　第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后，黨內對“兩個凡是”的不同意見開始公開化。鄧小平因勢利導，果斷發動了一場大討論。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相繼轉發，引起強烈反響。應該說，最先對文章作出反應的不是贊同而是責難，是來自中央高層和宣傳部門負責人的批評意見，他們認為這篇文章的傾向是錯誤的，從根本點上動搖了“兩個凡是”的根基，勢必引起人們思想混亂，因此主張不要再擴散這篇文章的影響。但是，這種責難主要發生在宣傳部門的領導層面，并沒有擴散到社會上。因此，文章發表后的一段時間，一方面，文章的組織者們受到了很大的壓力，另一方面，全國有30多家報紙轉載了這篇文章。直到7月中旬，并沒有出現大討論的跡象。
　　鄧小平的介入使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鄧小平是在聽到來自領導層的批評意見后開始注意這篇文章的。很快，他就旗幟鮮明地給予強有力的支持。5月30日，他說，現在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肯定了文章的觀點，并號召要“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思想來個大解放。”這個講話見報后，幫助很多人認識了“兩個凡是”的錯誤。
　　真正意義上大討論是7月下旬策動的，標志是鄧小平的兩次重要談話。6月2日鄧小平公開支持《光明日報》文章之后，黨內和社會上批評“兩個凡是”呼聲漸高，但堅持“兩個凡是”的同志依然利用各種場合壓制群眾的積極性。局面一時混沌不清。關鍵時刻，鄧小平采取了果斷措施。7月21日，他與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部長談話，提出嚴肅批評，明確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7月22日，鄧小平又約見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明確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引起爭論的根源就是“兩個凡是”。
　　鄧小平并不分管理論宣傳工作。他下決心直接找對真理標準問題持不同意見的兩個重要當事人中央宣傳部部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分別談話，一個批評，一個表揚、鼓勵，意圖很明顯，就是要表明他的態度，要發動一場大討論。
　　實際上，真正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也就是在7月中下旬開始的。特別是7月17日至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組織的來自全國的160多人的大討論，可以看作討論由自發到有組織，由局部推向全國的開始。這次討論活動應該是得到鄧小平支持的。因為當時鄧小平身邊的寫作班子成員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等都是社科院的主要負責人。
　　第三，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以思想解放為先導，從解決思想路線入手，進而解決政治路線問題，大討論主題的轉變與深化，完全是鄧小平一手推動的。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分為幾個階段。各個階段的主題是不同的。
　　1978年7月到9月，主要是理論問題的討論，討論的主題是鄧小平早就提出的反對“兩個凡是”，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個階段的討論雖然也涉及到撥亂反正的一些具體問題，但總的說來，討論還僅限于思想路線方面。
　　到了9月，鄧小平開始把討論引向政治路線方面。
　　9月13日到20日，鄧小平在訪問朝鮮回國后，馬不停蹄地視察了東北三省和河北唐山、天津等地。一路上，他“到處點火”，道出了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目的。這里，我引幾段他在長春的談話。
　　9月16日，聽取吉林省委書記王恩茂的匯報后，鄧小平說：“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政治問題,是思想問題，也是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現實問題。”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是毛主席經常講的。毛主席總是提倡要開動腦筋，開動機器。林彪、‘四人幫’把我們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
　　“總之，實事求是，開動腦筋，要來一個革命。怎么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是個大問題。‘兩個凡是’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這樣搞下去，要損害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我們現在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有好多條件，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沒有，現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據現在的條件思考問題，下決心，很多問題就提不出來，解決不了。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等。但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馬克思主義要發展嘛！毛澤東思想也要發展嘛！所謂理論要通過實踐來檢驗這樣的問題還要引起爭論，可見思想僵化。”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到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慢，那就沒有優越性，這是最大的政治，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生產力總是需要發展的。外國人議論中國人究竟能夠忍耐多久，我們要注意這個話。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他還說，批判“四人幫”也不能沒完沒了，要盡快把注意力放到四個現代化上。這是最大的政治。
　　你看，從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到強調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改革經濟體制。鄧小平一下子把發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實質談清楚了。
　　我訪問過王恩茂同志，他說，聽了小平同志的談話，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就是不要再搞“以階級斗爭為綱”了，要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
　　鄧小平“北方談話”的內容流傳開來，在黨內上層引起強烈反響。10月至11月，有18個省委第一書記發表文章參加討論。工作重點轉移問題被提出來了。
　　12月2日，鄧小平再次作出舉動。他約見胡耀邦、胡喬木、于光遠，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問題。他明確指出，根據中央工作會議上出現的新問題，講話稿的主要內容要轉到反映真理標準問題、發揚民主問題、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問題和經濟管理體制問題上。他親筆擬出講話提綱，其中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理論的重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爭論的必要。實事求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全黨全民動腦筋。”
　　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把解放思想提到了特別重要地位。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這是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取得的最重大的成果。
　　從1979年下半年起，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進入第三階段，即“補課”階段。這也是鄧小平發動的。1979年夏天，鄧小平視察安徽、上海、山東、天津等地，號召進行“補課”。這個階段一直到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這個階段的主題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學評價毛澤東。以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更換中央領導層為標志，歷時4年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圓滿結束。全面撥亂反正的任務基本完成。
　　從支持胡耀邦組織的文章，到不失時機地發動全黨全國范圍的大討論；從端正思想路線，批評“兩個凡是”到倡導思想解放，解決政治路線問題，再到實行全面撥亂反正，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學評價毛澤東，鄧小平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真是運籌帷幄、大氣磅礴、高屋建瓴、精彩紛呈。可以說，這是鄧小平自領導淮海戰役、渡江戰役以后，指揮的最漂亮的一個戰役。這場戰役下來，鄧小平領導我們黨成功地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他也因此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而領導大討論的另一個重要人物胡耀邦，也因其卓越貢獻走上了黨中央領導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