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些年，全球經濟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全球化浪潮出現一股洶涌的逆流，國際形勢風波詭譎，一場硝煙味十足的全面科技競賽，在大國之間展開。資本的逐利性在這樣的背景下體現得淋漓盡致，直接面對市場廝殺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處境更加微妙，是做個純粹的生意人倒向利益驅動的資本大潮，還是做個企業家堅持更高層次的使命追求，不少人就在時代潮涌中的潛意識的搖擺中迷失了。惘然如斯的現實不由令人深思：時代浮沉的硝煙中，還有誰在奢談“家國情懷”？

　　“不盡狂瀾走滄海，一拳天與壓潮頭，這應該就是我們這代人的寫照吧。靠著一股革命者的勇氣，劈波斬浪，闖出狹小水域匯入海洋，何其幸運！我們趕上了中國百年來國運蒸騰日上的時代，我不想辜負這個時代。”《大江大河》里宋運輝的一段自白讓那個年代過來的男女們百感交集，熱淚盈眶。這部紀錄片一般寫實的電視劇，描繪了一場時代浮沉，一曲人生跌宕，讓平常很少追劇的筆者一集不落地追到了全劇終。

　　四十年改革開放，四十年國運蒸騰，成就了一代又一代像宋運輝這樣的企業家。在中國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一大企業家群體登上歷史舞臺，推動中國經濟破浪前行。聯想創始人柳傳志、TCL的李東生如此，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如此，漢能創始人李河君亦是如此。正是這樣一群特殊的、不畏艱難的改革者，書寫了中國建設有特色市場經濟的一幅幅改革畫卷。更讓人激蕩的是，這些企業家身上所迸發出來的獨特精神特質使其成為越來越特殊和重要的群體。

　　何謂當代的“企業家精神”？筆者認為，企業家精神或許就是摒棄掉企業本身的行業、規模、運營和盈利等屬性之后，時代銘刻在他們骨子里的那些特質。國運即我運，這個時代下成長起來的企業家，自帶著自強不息與家國大義的底色，把不辜負這個時代作為與生俱來的使命感。幾十年的商場沉浮中，他們演繹了“家國情懷”的企業家精神的養成，而這也理應是中國企業家對全球企業發展研究的獨特貢獻。

　　從生意人到事業家

　　同在魚龍混雜的商場，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角色的輕重也不相同。有只追求賺錢的生意人，也有重利輕離別的商人，還有帶著使命感要完成某種社會價值的企業家。在中國，三者的角色是可以轉變的。就像《大江大河》里的雷東寶一樣，改革開放的40年，許多人迅速完成了從生意人到商人再到企業家的蝶變。

　　1987年的秋天，經歷了部隊裁員、經商被騙的任正非為了糊口養家，與朋友合股成立了華為，這個注冊資本僅有2.1萬元的小本生意開始代理進口香港康力公司的模擬交換機。那時的中國，市場蓬勃而有力量，就像開了閘的激流一般奔騰，但任誰也不會料想到這個深圳的小公司會成長為今天屹立全球的通信巨頭。而此時正在北京讀大學的李河君也斷然不會想到，他也將經歷一條充滿荊棘與坎坷的蝶變之路，成為清潔能源行業中能夠影響全球格局的那個人。

　　李河君最開始的角色就是生意人。1991年，拿著5萬塊借來的本金，下海創業的他從鐵路運輸、開礦、炒地產，到賣玩具、賣礦泉水……什么賺錢就干什么，在商海里隨波逐流、摸爬滾打。三四年間，李河君變成了一個擁有數千萬資產的“成功人士”——成功的生意人。那個年代，經商并不被社會所看重，走上這條道路就意味著選擇了“有了上頓沒下頓”的動蕩生活。他們必須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在市場經濟中起起落落、頑強生長。他們中的佼佼者，將進一步堅定自己的事業方向，蛻變成商人。

　　1994年，完成原始積累的李河君站在人生的岔路口，發出了靈魂之問：“賺了些錢，好像并沒有撫平我內心的一種沖動，也無法滿足我全部的追求。是選擇賺錢的行業，還是選擇我喜歡的行業干事業？這些問題一度困擾著我。”這樣的彷徨，柳傳志有過，任正非有過，馬云也有過。與他們的大器晚成相比，李河君此時只有27歲，一個不到而立之年、事業有成的年輕人卻已懂得思考：一生只為一事來，這“一事”的選擇將決定了一世的方向。

　　這一年，李河君決定從收購家鄉河源的水電站開啟自己的新征程。也是從這一年起，李河君開始有所為有所不為，專注只做一件事：清潔能源。近30年，這一目標他從未改變過。李河君有自己的邏輯與判斷：“當時大家都不看好電力行業，國家也暫緩了投資，但經濟要發展，電力是剛需，我認定了這個方向，而且下定決心，一定要堅持。”

　　1998年，李河君再次投資數千萬，建設河源木京水電站。這個電站一度電平均要投資0.7元，而當時的電價才每度0.2元，這看起來是一個賠本的項目，但李河君算的是未來賬——河源的人均用電量僅為深圳的1/7，而作為深港澳的后花園，河源經濟必然迎來大發展，用電量將大有增長空間。沒過幾年，珠三角電價大漲。這個時候，李河君已經不是單純的商人，他已經在朝著企業家的方向再次蛻變。

　　真正讓李河君意識到企業家“社會使命”的重大轉折，是金安橋水電站的投資與建設。該項目總裝機300萬千瓦，規模比中國葛洲壩水電站大10%，比當年象征美國實力的美國胡佛大壩大30%。不但是當時，迄今為止它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民營水電站！

　　2002年，年僅35歲的李河君決定帶領公司在海拔2000多米的高原上開創“中國”奇跡。當時，全中國的人都認為他瘋了，但李河君的信念從未動搖。他認為這是一件福澤后人的大事，能有效緩解東部地區的用電荒，即使最困難孤獨的時刻他也不拋棄不放棄。為了緩解資金壓力，李河君把其他效益好的優質水電站一一賣掉。為了保證工程進度，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機的資金困難時期，李河君帶領高管們自己出錢、各方籌錢，也一點不讓工程耽誤。

　　我們試圖比較一下：1989年完工的葛洲壩耗資48.48億，前后用了18年得以完工，而金安橋水電站這耗資200億的工程，漢能前后僅用了8年！

　　如今，金安橋水電站已成為國家“西電東送”和“云電粵送”的骨干電源之一，為中國的電力事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當然，漢能也苦盡甘來，巨大的冒險帶來了豐厚的回報，金安橋水電站一天能帶來上千萬的收入，每年能為漢能集團帶來幾十億的利潤。經此一役，李河君贏得了全球商界及社會各界人士的信任與尊敬。2011年，李河君當選中國非公有制經濟十大先進典型。

　　正是這八年的“艱苦抗戰”，李河君實現了個人理想與社會理想的融合，從商人蝶變成一位有使命感、責任感的企業家，迸發出更偉大的社會理想——“用清潔能源改變世界”。而李河君的另一個八年，是超越理性去為自己的信仰篤定前行。李河君認為，高效的、柔性的薄膜發電技術，可以使人類告別通過傳統的燃燒獲得和使用能源的方式，每個個體都能成為發電的主體，實現能源的無處不在，從而使能源利用變得更方便、更安全、更環保、更智能。李河君做出了“薄膜發電和互聯網技術的結合將帶來人類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戰略判斷。2013年，李河君的首部著作《中國領先一把——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出版，他描繪了一個惠及全人類的事業——讓萬物發電。

　　對信念的偏執與狂熱

　　為什么企業家的行事風格普遍傾向于偏執與狂熱？喬布斯的偏執、馬斯克的狂熱，讓他們廣受爭議，但他們在爭議中成就了不凡的事業，創造了不可能，吸引擁躉無數。與任正非“集中火力攻打墻頭堡”的戰術聚焦相比，李河君對清潔能源改變世界的“較真”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認為，企業家精神最重要的是為信念而戰、為理想而工作；而這要“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誘惑”。

　　漢能曾經拒絕過無數次誘惑，一本萬利的礦產、房產都沒有動搖過他的選擇。有一次，某地方要建火電項目，當地承諾給予2億噸儲量的煤礦做配套。對此李河君毫不動心：“火電、煤礦這種跟子孫爭資源的項目不能做。”他要做的是清潔能源，而不是對自然生態有破壞作用的能源。信念和理想，成為李河君戰略評估的重要標尺。

　　未來企業與企業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科技的競爭。李河君的理想是把漢能打造成一個堪比蘋果、微軟、谷歌的偉大企業，因此，一定要掌握清潔能源的世界級核心技術。2009年，晶硅發電的光伏路線炙手可熱、供不應求，外界并不看好冷門的薄膜太陽能技術，但李河君偏偏選擇后者作為再次轉型升級的產業重心。

　　于千萬條可行的未來之路中，李河君的選擇再次讓人大跌眼鏡，全世界的人都覺得他瘋了。

　　如同決策金安橋項目一樣，李河君的提議遭到了高管們和中外專家的強烈反對。反對的原因歸納起來有兩點：一、晶硅太陽能市場占有率90%以上，技術市場都很成熟，而薄膜的技術成熟度不高，尚德太陽能創始人施正榮博士學的專業就是薄膜，連他都不做，說明薄膜太陽能沒有未來；二、薄膜太陽能的核心技術掌握在歐美人手中，要得到這些核心技術，代價高且不說，而且別人賣不賣還不一定。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真正的企業家不但能在青萍之末了解發展規律、洞察未來，更在看似憑借信仰和理想之光擁抱孤獨，以獨者身影行王者之道。李河君力排眾議，堅信具有輕、薄、柔、弱光發電特點的薄膜發電具有廣泛的應用前景，薄膜光伏是一個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提前布局核心技術，能為漢能建立一道難以攻破的壁壘。他分析，別人不做主要因為技術和投資門檻高，人們不愿意把身家性命壓在新技術上；大多數人投資晶硅太陽能，看到的是兩三年的當下，而漢能要“押注”五到十年后的未來。

　　想別人之不敢想，做別人之不敢做，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李河君的戰略或許只有時間能夠讀懂。未來取決于現在，而有理想和信念的企業家一定不是跟隨大眾的腳步，而是創新求變，在細枝末稍處洞悉先機，提前進行戰略布局。

　　這是一次眼光、信念和理想的比拼，其背后是企業家“社會理想”的張揚。李河君還沒有時間享受投資金安橋帶來的巨大成功喜悅，就投入第二次難度更大、影響更廣的創業中。這一次，他要親手點亮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火種。

　　之后的2012-2014年，他在全球范圍內篩選了數百家薄膜太陽能企業，投入數百億資金并購了德國Solibro、美國MiaSolé、Global Solar Energy、Alta Devices四家薄膜太陽能技術領先企業，讓漢能迅速掌握了全球最領先的薄膜太陽能技術，一舉成為全球規模和技術領先的移動能源公司，并兩次入選麻省理工學院《科技創業》“全球最具創新力企業50家”。前不久，麥肯錫繪制的中美科技差距雷達圖顯示，中國只有太陽能技術全面超越美國，其中漢能的薄膜太陽能技術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薄膜太陽能屬于高科技產業，掌握核心科技和持續進行技術創新，是成功的前提條件。中國有句俗語“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科研投入是厚積薄發，當年華為為了3G的突破也是不惜血本，才有了后來的4G、4.5G和5G的領先。據悉，初入薄膜太陽能領域，李河君認為只需投入300億元，結果發現遠遠不夠。2009年至今，漢能已投入近800億元，通過全球技術整合與自主創新，漢能薄膜太陽能技術的光電轉換效率占據5項世界紀錄，擁有超過1萬項專利申請，主編國際、國內標準180余項，規劃1000多項標準。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認為，創新還必須落實于創業，沒有創業，創新仍會落空。立志產業報國的李河君深知，一個企業僅有領先的技術是不夠的，而薄膜太陽能的技術相比晶硅難免曲高和寡。2015年漢能制定推動移動能源戰略，圍繞人們的日常生活開發薄膜太陽能應用產品，將技術領先轉化成市場領先。隨著運用薄膜技術的飛機、汽車、充電設備、戶外用品、遮陽傘、瓦片、共享單車不斷出現……一個全新的移動能源藍海市場正在誕生。而在這個鮮有人涉獵的全新領域，漢能不得不構建一個從技術研發到裝備制造，從產品開發到售后服務的系統解決方案，打造移動能源的產業生態。

　　李河君判斷，在三到五年內，移動能源將成為未來重要的經濟增長引擎，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與市場潛力：“移動能源時代，能源將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漢能薄膜太陽能技術讓每一個人與物都變身成為發電體。而薄膜太陽能就是‘人造葉綠素’，它能讓人類像綠色植物一樣直接利用陽光。”

　　這時他的考慮已不僅僅是企業的持續，而是像英特爾推動一個全新的產業，推動中國和世界在能源領域的革命，并進而帶動諸多產業乃至社會的升級和革命。

　　剪不斷的家國情懷

　　時代留給這些企業家的可遠不止那些物質財富，或許經歷時代的洗禮，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價值。家國情懷，是中國企業家們獨一無二的特質，他們知道自己從哪里出發，也知道自己扎根哪里。站在全球看中國，愈發堅定了一群企業家們實業報國的志愿，國家強大的同時也成就了更加強大的他們。

　　任正非和華為人用了三十年深耕通訊行業，李河君和漢能人則用了兩個八年創造了兩大清潔能源奇跡。第一個八年，建造成全球最大的民營水電站——金安橋水電站，緩解了東部地區用電負荷過大的問題；第二個八年，將漢能打造成世界領先的薄膜太陽能企業，帶動國內薄膜太陽能產業實現從無到有、從追趕到全球領先的轉變，徹底改變了人們對“中國技術”的認知。

　　每一次奇跡的創造，對李河君都是一次極致的冒險和考驗，但他始終堅信，一個企業只要順應了國家發展的大趨勢，在祖國的發展大業中擔起了民營企業的重任，就會戰勝困難、逢回路轉。

　　四十一年改革開放的國家歷程中，漢能二十八年的創業史幾乎都與時代同步，與祖國同行。李河君身上有著深厚的家國情懷。他將“漢能因祖國強大而強大”寫入司訓之中，并篤信，“與國家共命運的企業才有未來”。

　　去年年末，李河君受邀在中央黨校講課，說了這樣一番發自肺腑的話：“一個國家的強大最終都集中表現在企業的強大，而企業的強大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企業家精神。”李河君認為，與祖國同命運、敢于擔當、持續創新與變革、堅韌不拔的企業家精神是這個時代稀缺的力量，也是一個國家崛起的動力要素之一。

　　李河君不但這樣說，而且這樣做，將“國運則我運”視為漢能的座右銘。他認為，一個國家的強大，往往伴隨著一批杰出企業家的崛起；而杰出企業家背后，也必然有一個強大國家作為后盾。

　　冒險可謂是企業家精神的天性；創新則是現代公認的企業家精神。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認為：企業家精神就是一種革新行為，它為現有資源賦予了新的創造財富的能力。對此，李河君表示認同，但他認為除了內部的創新，企業家還承擔著為社會創造價值的歷史使命。

　　2018年4月2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李河君的署名文章《讓企業家精神競相迸發》，文章指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企業家精神的靈魂。”李河君認為，企業家的精神內核是創新，但作為社會公民，企業家還承擔著為社會創造價值的歷史使命。在他看來，“一個企業家是否受人尊敬，不僅僅在于他創造了多少的物質財富，更在于他解決了多少的社會問題，是否讓社會更加進步、世界更加美好。”

　　筆者以為，這一闡述比起西方流行的企業家精神的論述更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如果一個企業家只是按照西方流行的“主觀做好自己、客觀有利他人”，他或者可以持續經營、也為社會創造了大量就業和稅收，對社會只是履行了公民責任，但這樣的企業家還不能真正地稱為現代或未來意義上的企業家。真正能稱為企業“家”的人一定是追求自我與他我、小我與家國的同頻共振，從承攬歷史、社會和國家使命出發，將自己的企業置于宏大的社會理想之中，與歷史和社會的發展規律契合，與國家乃至世界的潮流同行。

　　過去這些年，全球經濟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全球化浪潮出現一股洶涌的逆流，國際形勢風波詭譎，一場硝煙味十足的全面科技競賽，在大國之間展開。資本的逐利性在這樣的背景下體現得淋漓盡致，直接面對市場廝殺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處境更加微妙，是做個純粹的生意人倒向利益驅動的資本大潮，還是做個企業家堅持更高層次的使命追求，但不少人在時代潮涌中就在潛意識的搖擺中迷失了。惘然如斯的現實不由令人深思：時代浮沉的硝煙中，還有誰在奢談“家國情懷”？

　　伴隨改革開放一起成長起來的企業家，既不同于中國近現代的傳統商人，又有別于歐美發達國家的企業家：一方面他們被歷史的洪流推動著前進，另一方面在根植于東方又借鑒西方的雙重視角下開始更前沿的思考，在傳承與開創中從生意人、商人的身份中逐步蛻變成為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成為世界經濟史上一股不可輕視的中華力量。

　　從任正非、李河君等人的身上，我們清晰地看到這些，我們也由衷地贊嘆和欣喜，他們的每一次探尋和思考都在跟隨著大江大河的時代浪尖上迎風而動、踏潮前行。李河君關于企業和國家的闡述，無疑更具中國的“家國情懷”特色，即真正的企業家必須具有“社會性”。因此，“家國情懷”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中國企業家精神的應有之義。中國的企業家不但要關心企業盈利、持續創新，還有追求其社會價值和家國意義：一方面追求技術領先、具有獨特的核心競爭力，為產業做出貢獻，另一方面更要推動產業、社會和國家、乃至世界進步，回饋自然與社會。

　　筆者認為，這絕對不是針對國情的一種迎合，而是標志著中國企業家開始在全球發出自己與眾不同的主張。這可能是全球企業家精神的管理學研究的一大貢獻。正如中國科幻電影《流浪地球》所體現的一種宏大的人性格局：當好萊塢電影面對地球的危機由個體帶領希望探索宇宙的時候，中國人選擇帶著地球到宇宙中流浪。

　　在即將完成此稿的時候，筆者從漢能內部刊物獲悉，李河君出資2000萬在廣東省河源中學設立助學基金所幫助的“漢能實驗班”學生，高考傳來捷報，53名學生本科上線率100%，3人過清華、北大線。這些青年學子們以他們的學長李河君為榜樣，李河君也在他們身上寄托了為祖國強大而讀書的厚望。

　　延伸閱讀 什么是企業家精神？

　　從16世紀誕生的時候起就被賦予了冒險者的身份。企業家“entrepreneur”一詞是從法語中借來的，其原意是指“冒險事業的經營者或組織者”。因此，冒險應該是企業家的第一精神。18世紀，法國經濟學家康蒂永·R將經濟中承擔風險的行為與企業家聯系起來。在英國的同一時期，工業革命正在演進，企業家在承擔風險和自由的轉化中扮演著顯著的角色。

　　冒險可謂是企業家精神的天性。坎迪隆(Richard Cantillion)和奈特(Frank Rnight)兩位經濟學家，將企業家精神與風險(risk)或不確定性(uncertainty)聯系在一起。沒有甘冒風險和承擔風險的魄力，就不可能成為企業家。

　　市場的核心在企業,企業的核心在企業家,而企業家的核心在于企業家精神。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細胞，企業的核心工作絕對不是生產要素的簡單相加或組合(那是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工廠)，而是在市場這個無形之手作用下的“一種資源配置的機制”，它在營利的強大動機下，能夠實現整個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降低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其中一項重要的“資源”即是企業家的才能，其背后則是“企業家精神”。

　　企業家精神的另一個核心詞是創新。這個詞是上世紀初政治經濟學家熊彼特旗幟鮮明地提出的。他指出：“企業家的本質是創新”，而“創新的主動力來自于企業家精神”。創新現代管理之父、深受熊彼特影響的彼得·德魯克認為：企業家精神就是一種革新行為，它為現有資源賦予了新的創造財富的能力。他有一本專著《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專門對此進行了系統論述，并將創新發展成一門學科。他認為，創新活動賦予了資源一種新的能力，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創新本身其實也創造了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