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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下半葉,英國以棉紡織業技術革新為開端,開啟工業革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國家。關于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的原因眾說紛紜,其中政治制度變革、圈地運動開展、海外殖民擴張、科學技術發展等因素皆為工業革命的成因。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探討工業革命時期經濟快速、持續增長的內部機制中,西方經濟史家們開始更多地傾向于接受英國學者T.S.阿什頓的觀點,即突出強調企業家的作用;經濟理論家也逐漸推崇“企業家精神”和“管理者能力”。
德國學者桑巴特是較早從企業家精神來探討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動力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在《現代資本主義》一書中指出,企業家精神是“一種勇武的精神”“一種不安靜和不疲倦的精神”,與市民精神一道組成了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精神創造出了近代資本主義。
對于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的起源,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給出了回答:新教教義促進了“合理謀利”的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論證了經濟、宗教與企業家之間的關系,“沒有企業家階層就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沒有道德憲章就沒有企業家階層,沒有宗教信念就沒有道德憲章”。
一些學者對韋伯的觀點持反對意見,但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和經濟學教授戴維·S.蘭德斯等學者卻為之辯護。蘭德斯辯護道,從歷史經驗看,新教商人在貿易、銀行業和工業中扮演著領先者的角色。據統計,在18世紀,英國清教徒(新教徒)發明家、企業家占到近乎50%的比例,而清教徒在總人口中才占5%。蒸汽機的發明者瓦特,焦炭煉鐵法的發明者達比等都是清教徒,而英國各行業最大的企業也多由清教徒創辦。新教教義塑造了一種新型商人,他們遵循勤奮、誠實、嚴肅、節約時間和追求金錢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由此,他進一步指出,英國最早發生工業革命是一種成就,不是偶發事件,而是艱苦努力、敢于創新、發揮想象力和企業家精神的結果。
關于企業家精神在英國工業革命和國家崛起中發揮的作用,西方學術界通常認為有以下幾點:
創新生產組織方式。工業革命時期的企業家創立了近代工廠制度,“工廠制度”獨立于家庭生產之外,建立在使用機器和精細的勞動分工基礎上,是大規模集中生產的經濟組織形式。1771年阿克萊特與合資人在克朗福德建立了以水力作動力的工廠,標志著英國工廠制度的誕生。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工廠制度擴展到各行各業,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
掀起技術革命浪潮。工業革命是一場空前規模的技術革命,發明創造能夠應用于實踐,要歸功于那些能經營企業、熟悉市場、獲取資金、懂得招募并管理員工的企業家,如蒸汽機發明者瓦特的合作伙伴博爾頓、惠斯通電橋發明者惠斯通的合作伙伴庫克。博爾頓和庫克等企業家把最新的發明和最先進的技術應用于生產,并采用先進的經營管理理念,實現效益最大化。
推動自由貿易政策。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企業家反對貿易保護,積極推動貿易自由。最具代表性的是科伯特和布賴特等工商業人士領導的“反谷物法同盟”,他們宣揚自由貿易能夠促進經濟良性發展。在他們的努力下,1846年英國廢除了《谷物法》,終結了實行數百年的重商主義,宣告了自由貿易時代的來臨。
英國企業家領導和參與的這場工業革命,帶來了生產力的極大解放,實現了社會財富的飛躍增長,推動了英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到19世紀中期,英國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一半,商業貿易占三分之一多。英國的工業品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世界各地,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
英國企業家精神在1851年倫敦世博會上得到了集中展現。1851年5月1日,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在英國海德公園盛大開幕。在由玻璃和鋼鐵建成的水晶宮內,英國向世人展示了其工業革命的成績。在轟隆運轉的機器展區,最先進的機器演示著各類生產:開鑿、鉆孔、拉線、紡紗、造幣、抽水等。本屆世博會的大部分獎章都授予了英國的工業展品。
不過,從19世紀70年代起,英國逐漸喪失工業獨霸全球的地位,發展速度放緩。到20世紀初,美國、德國迎頭趕上并超過英國。在1870—1913年間,英國工業產值增長1倍多,而美國增長8倍多,德國增長4倍多。英國工業投資也在持續下降,從1850年的7.5%下降到1914年的4.5%。從1880年起,美法德俄對外貿易增長率都超過英國。這些國家的商品不僅搶占了英國原有的部分市場,甚至打進了英國本土。以電力的廣泛應用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最先發生于德國。英國在新興的化學、電力、汽車等行業中落伍。從1851年到1900年,德國取得了202項科技成果,而英國只取得106項。這種斷崖式的變化,昭示著在新一波工業革命浪潮中,最早的弄潮兒未能適應新形勢,落到了競爭對手的后面。
英國從拔得頭籌、最具活力的工業經濟體,為何蛻變為因循守舊、缺乏生氣的工業經濟體?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國休斯敦大學歷史系教授馬丁·威納獨辟蹊徑,在其成名作《英國文化與工業精神的衰落:1850—1980》一書中通過文化史的視角進行闡釋。他指出,19世紀中期以后,英國出現了一股強勁的“反工業文化”,致使企業家的進取精神弱化。“反工業文化”的出現,一方面是由于工業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如資源的破壞、環境的污染,社會的貧富分化,城市化帶來的臟亂差等,引起人們對工業化的批判;另一方面,英國的貴族制度和貴族精神影響巨大,“向上流社會看齊”是社會各階層的價值取向。工業巨子在積累了財富之后,追求貴族“典雅”的生活方式和行為風度。實業家們羨慕鄉紳們不事生產、流連社交的田園生活,不惜重金到鄉間購置地產,熱衷于從政為官。企業家及其繼承者漠視生產創造,追求紳士生活,進取精神衰退。
還有學者指出,政治社會變革也是造成英國企業家精神衰退的重要因素。19世紀70年代后,英國的工會組織日益強大,壟斷了勞動力供給,挑戰雇主對其雇員的傳統權力。此外,經濟生活的許多方面越來越受到政府的嚴格管制,崛起的工黨更是憑借其政治權力,抑制了自由企業精神。而同時期的美國則接過了傳遞自由企業精神的火炬,迎來了鍍金時代。
外部環境亦消磨了英國企業家的斗志與創新精神。在英國史家霍布斯鮑姆看來,英國未能適應新形勢,是因為其企業家有著廣闊的帝國市場,仍能從舊的投資中獲得充足利潤,逐漸成為“一個寄生型而不是競爭性經濟體,純粹依靠國際壟斷盈余、依靠欠發達世界、依靠過去的財富積累而過日子”。對海外傳統產品市場的依賴,使英國企業家安享其成,競爭精神衰退。
決定一國經濟興衰的因素是復雜的、多樣的,但從近代英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程來看,企業家精神與經濟興衰呈正相關關系。如何營造有利于企業家創新進取的社會氛圍,更好地激發和弘揚企業家精神,是英國近代經濟興衰史帶給人們的思考。
(作者:郭繼蘭,系湖州師范學院歷史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