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進入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也是生產要素投入少、資源配置效率高、資源環境成本低、經濟社會效益好的發展。而這樣的發展不能依靠增加投資、規模擴張以及外需拉動的傳統高速增長方式，必須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目標，以人才為首要資源，以創新為主要動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人力資本潛能，提升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一、新時代對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再認識

（一）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淵源

與物質資本相對應，人力資本凝結著勞動者的知識、經驗、技能和健康而創造價值。古典經濟學較早認識到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固定資本中包含所有居民或社會成員獲得的有用的能力，這種才能是通過包括教育、學校和學徒過程獲得的，一般都需要付出現實的成本，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固定在個人身上的、已經實現了的資本。但他依然將人看作是物質資本的附庸，沒有將人力資本作為一個獨立的生產要素進行研究。

現代人力資本理論興起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舒爾茨認為資本并不一直都是有形的和物質的，資本也完全可以體現在勞動者身上，進而形成“人力資本”并增加特定國家的資本存量，并且人力資本投資比物質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大得多。舒爾茨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第一次系統闡述了人力資本理論，成為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奠基者。人力資本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被逐步引入到經濟增長模型中，羅默、盧卡斯等用人力資本內生化來解釋經濟增長問題，認為人力資本投資和知識積累是區域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因素，而且人力資本程度的提升表現出較強的外部性，對其他生產要素的形成和使用效率的提升等方面也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

馬克思主義人才觀的理論基石是勞動價值論。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深入思考分析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功用價值，并提出“勞動創造了人本身”“勞動是創造一切財富的源泉”的科學論斷。馬克思、恩格斯將勞動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認為前者創造商品使用價值，后者創造商品的價值，資本家通常會通過提高科技水平的方式提高生產率。勞動又分為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無論何種勞動均會創造價值。這些理論不僅促進了人力資本的深入研究，使之被廣泛地看作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和源泉，同時也為評價和使用人才提供了依據。

（二）人力資本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機制與我國實踐

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對人才有著不同的需求，而人才供給決定著發展的水平和質量。具體而言，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促進機制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人力資本通過增加勞動力供給直接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人力資本投資通過提高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職業技能、技術熟練程度以及勞動生產率而直接增加產出水平；二是人力資本通過外部性激發創新，推動技術進步，有助于規模經濟和集聚經濟的發展，進而不斷提高整體勞動生產率；三是人力資本結構是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重要基礎，人力資本結構與產業結構相匹配，或者說人力資本的有效供給可以提升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四是人力資本通過合理流動促進不同區域間經濟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通常經濟發展初期欠發達地區人力資本向發達地區流動，鼓勵了人力資本的投資和積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人力資本開始回流，進一步帶動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很大程度得益于人口紅利。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人口年齡結構年輕化，是人口紅利的標志。我國人口基數龐大，尤其是大量農村勞動力剩余，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且低廉的勞動力供給。經濟發展過程伴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又影響著經濟增長方式。人口紅利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機會窗口”，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源泉。近年來，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顯著，人口紅利窗口期在不斷變窄，經濟增速也在逐漸變緩。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提高有利于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國正處于中等收入階段但人口年齡結構紅利正在逐步消失，因此今后要更加重視提升勞動力的質量，盡快以“人力資本紅利”替代“人口紅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人才是實現民族振興，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首要資源。從國內來看，我國發展進入了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新階段，而創新驅動實質是人才驅動。然而，我國人才狀況仍存在高層次人才有效供給不足，人才結構與經濟發展需求不盡匹配，人才區域分布差異較大，人才制度建設不完善，創新環境不優等問題。目前各地區開展的“人才爭奪戰”或“搶人大戰”，不僅反映了各地區對人才的迫切需要，同時也反映了高質量發展階段對人力資本的數量、質量、結構和分布提出的新要求。

二、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全面加強人力資本建設

推動高質量發展要樹立強烈的人才意識，加快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實施更大力度的人才強國戰略。高質量發展要求大力提升人才的量與質，優化人才結構，促進人才在地區間合理有序流動，同時優化鼓勵創新、激勵創新的制度和環境，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才的創造力。

（一）加速人力資本積累，培育更多的實用技能創新型人才

高質量發展以人才為支撐，需要充足的人才儲備，首先需要加速人力資本的規模積累。人力資本理論的構建者舒爾茨將人力資本的形成途徑概括為學校教育、在職培訓、衛生保健和遷移流動。學校教育和在職培訓是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途徑，學校教育以通用性知識為主，在職培訓以專用性知識為主。當前我國人才培養和社會需求未能有效銜接的問題依然比較突出，現有學校教育模式仍然以知識傳遞為主，導致人才創新意識不強，創業創新能力總體偏低，加快創新型人才培養的任務十分艱巨。

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最基本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力資本存量情況。我國各級政府對教育的投入與發達國家相比尚有很大不足，公共教育經費支出所占的比例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一方面應增加財政對教育、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對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繼續加強扶持；同時，積極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參與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如支持具備一定資質和辦學條件的民企申辦幼教和技工學校，以盡快彌補目前各地方存在的巨大缺口。此外，切實推進職業技術教育、高等教育以及企業培訓體系改革，培育更多的動手能力強的實用技能型和創新型科技人才。

（二）優化人力資本結構，使之更好地與產業結構升級相匹配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結構轉換能力取決于其所擁有的人才數量、質量和結構狀況。一般來講，人力資本結構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影響較小，對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影響較大，因而，產業結構升級要求相應的高素質人力資本結構相匹配。否則，將導致物質資本不能充分運用、先進技術不能有效實施，這也是造成失業增加、經濟波動和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斷提高，人力資本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但與目前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要求仍有較大差距，特別是高端研發人才、新經濟領軍人才、文化創意人才、國際化復合型人才、優秀企業管理人才等，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成為創新驅動面臨的最大制約。因此，高質量發展要求進一步優化人力資本投資結構，比如要調整和改革學校的專業設置，對長期就業不佳、學生又沒有興趣的專業及時撤銷；同時引導各類培訓機構了解企業和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類型，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培訓，不斷提升人才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匹配度。

（三）鼓勵人才合理有序流動，形成有利于區域協調發展的人才布局

經濟學理論通過“極化—涓滴效應”解釋區域經濟發展從不平衡到平衡的過程。發展初期，經濟和人口資源向發達地區集聚，發達地區對不發達地區極化效應顯著；當發展到成熟階段后，涓滴效應開始超過極化效應，發達地區的資源開始向欠發達地區回流，進而帶動其跨越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力資本源源不斷地從農村流向城市，從中小城市流向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然而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回流不足，人力資本地區分布差異顯著。中小城市人才支撐不足，東北地區人才流失嚴重，中西部高端人才缺乏制約著這些區域的經濟發展，進一步加大了城鄉和區域收入差距。同時欠發達地區公共服務水平尤其是教育水平較為落后，導致人力資本投資水平低、規模小，進一步加大了人力資本的地區差距。

當前，我國正在實施的“一帶一路”建設、新一輪東北振興戰略、長江經濟帶建設等都需要大量人才支撐，尤其是欠發達地區需要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同時促進人力資本在不同地區間合理有序流動，促進其區域分布合理化，最終縮小城鄉和區域收入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的目標。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應根據對口幫扶的部署，增加對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教育、醫療、產業技術以及管理干部等亟須人才的支持，避免到欠發達地區學校和科研機構“挖人”甚至“搶人”的行為。中西部地區和東北老工業基地要努力改善人才環境，通過事業、待遇、感情、政策等多措并舉，建立有利于人才干事業、激發人才創造力的動力機制。

（四）不斷改進創新制度環境，最大限度激發人才創造力

人力資本需要與物質資本相結合而發揮作用，并且人具有主觀能動性，只有不斷優化創新環境，完善創新激勵制度，才能充分調動人才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最大程度激發人才的創新潛能，從而創造更多社會價值。當前，我國創新環境和激勵機制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創新效率的提升；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不合理干預影響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抑制了市場的創新活力；國有企業的壟斷一定程度上擠壓了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抑制了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而自身創新制度激勵不足；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以及人才流動機制的不完善，阻礙了人才在體制內外以及不同行業間的最優配置。

從宏觀層面而言，高質量發展要求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完善現代產權制度，創造鼓勵創新的制度和環境，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完善國企國資改革方案，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提升國有企業的創新動力，同時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發展，落實保護產權政策，破除歧視性限制和各種隱性障礙，充分發揮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從微觀層面來講，高質量發展要充分發揮企業的市場主體作用，激勵企業家精神，同時企業在管理運營中應大力營造創新文化氛圍，積極完善激勵制度，不斷激發員工的創新潛能。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