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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黑掃黑有惡除惡清晰確定特征范圍精準打擊惡勢力

有黑掃黑、有惡除惡、有亂治亂。2018年1月以來,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在全國掀起凌厲攻勢,一大批黑惡分子、村霸惡痞及背后“保護傘”被依法嚴懲,專項斗爭取得階段性成效。隨著中央掃黑除惡第二輪督導工作的全面開展,中央掃黑除惡督導組下沉各地,社會風氣更加和諧清朗。

什么是黑?什么是惡?各地在實踐中認定標準不一。為了讓一線執法更加精準,4月9日,全國掃黑辦舉行新聞發布會,公布《關于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等4個意見,明確法律政策界限,定義“惡勢力”與“黑社會性質組織”。意見明確,既要防止將惡勢力犯罪“拔高”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傾向,也要避免將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降格”處理為惡勢力犯罪。

記者就此采訪了專家學者。

及時鏟除惡勢力可遏制黑社會性質組織滋生

“惡勢力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具有發展成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可能。及時嚴懲惡勢力團伙犯罪,是遏制黑社會性質組織滋生,防止違法犯罪造成更大社會危害的有效途徑。”

中國社科院大學副校長林維告訴記者,在前期掃黑除惡過程中,基層出現了一些擴大化苗頭,將不應該認定為黑惡勢力的行為認定為黑惡勢力;同時也有一些案件應當認定構成黑惡勢力,但因為界限混淆而沒有認定。

林維強調:“黑社會性質組織是一種獨立的犯罪行為,刑法二百九十四條專門規定了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并設置相應刑罰。而惡勢力并不是一個法律概念,也不是獨立罪名。惡勢力是一種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是量刑時要考慮的從重情節。”

南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強軍分析認為,黑社會性質組織與惡勢力的滋生都有其特定的社會環境,并且都應當有所特指。

“我們需要對惡勢力進行符合中國國情的界定,而不能采用在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諸個特征上降一格處理的方式。”王強軍說。

林維注意到,與以往相關法律文件對惡勢力的界定相比,此次發布的《關于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增加了“為非作惡,欺壓百姓”的表述。

“‘為非作惡、欺壓百姓’這一表述限定了惡勢力所包括的違法犯罪的主要范圍,成為一個構成要件性質的特征。這一要件要求惡勢力所涉及的違法犯罪行為具有特定的主觀動機,并且要求其直接針對普通民眾的人身財產安全,對普通民眾的安寧生活產生直接的危害。因此,惡勢力所實施的違法犯罪活動,主要為強迫交易、故意傷害、非法拘禁、敲詐勒索、故意毀壞財物、聚眾斗毆、尋釁滋事,但也包括具有為非作惡、欺壓百姓特征,主要以暴力、威脅為手段的其他違法犯罪活動。”林維說。

排除普通刑事案件被認定為惡勢力犯罪可能

4月18日,湖南。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法院審理的“天津天獅”惡勢力傳銷犯罪集團系列案一審全部審結完畢,涉案115人全部獲刑;

4月23日,云南。日息3.78萬元的一“套路貸”惡勢力犯罪集團在景洪市法院一審宣判,6人獲刑……

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進入第二個年頭,戰果累累,大批涉黑涉惡案件陸續進入起訴、審判環節。數據顯示,自2018年1月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以來,至2019年3月底,全國起訴涉黑涉惡犯罪案件14226件79018人。依法審判涉黑涉惡案件成為當前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重要工作,如何依法公正定罪量刑,備受關注。

王強軍研究認為,惡勢力經歷了從口語化表達到規范性法律文件規定再到成為法律術語的演變過程,伴隨這一演變的是對其含義和特征認識的加深,并且逐漸認識到其并不是口語化表達和內涵模糊的惡勢力團伙,而是具有特定的內部結構和相對明確的犯罪目標的組織體,其組織結構完全符合有組織犯罪的特征。

“以往的司法文件僅僅規定惡勢力一般要求為3人以上,糾集者相對固定。但《關于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進一步明確,雖然多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是由不同的成員組織、策劃、指揮,但成員較為固定其符合惡勢力其他認定條件的,可以認定為惡勢力。”林維分析說。

“包括糾集者在內,至少應有兩名相同的成員多次參與實施違法犯罪活動,這樣避免了將純粹臨時糾集,糾集者分別和不同人員共同實施犯罪,成員完全不集中、不固定的若干次共同犯罪,僅僅因為有一個共同的糾集者,就將所有人員都認定為惡勢力,從而擴大了惡勢力的不正確適用。另外,對于僅因臨時雇傭或被雇傭、利用或被利用以及受蒙蔽參與少量惡勢力違法犯罪活動的,一般也不應認定為惡勢力成員。”林維說。

“與此同時,意見還明確指出,單純為牟取不法經濟利益而實施的‘黃、賭、毒、盜、搶、騙’等違法犯罪活動,不具有為非作惡、欺壓百姓特征的,或者因本人及近親屬的婚戀糾紛、家庭糾紛、鄰里糾紛、勞動糾紛、合法債務糾紛而引發以及其他確屬事出有因的違法犯罪活動,不應作為惡勢力案件處理。”林維說,這一厘清更為清晰地確定了惡勢力犯罪的特征、范圍,排除了一般糾紛所引發的普通刑事案件成為惡勢力犯罪的可能,避免了因為惡勢力這一概念本身內在隱含的模糊性而擴大打擊范圍的傾向。

打準打實打早打小將惡勢力消滅于萌芽狀態

在惡勢力形成尤其是惡勢力犯罪持續過程的認定上,較之2018年指導意見,《關于辦理惡勢力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更為嚴格。“此次意見明確要求行為人是在2年之內,多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這樣就避免了對于那些持續時間還很短暫的團伙被認定成為惡勢力。”林維說。

意見要求,“多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至少應包括一次犯罪活動,可以是犯罪活動和若干次違法活動的集合,但不能將并不包含一次犯罪活動的多次違法活動理解為此處的多次違法犯罪活動。

林維補充說:“為了避免有的犯罪活動單次均不成立犯罪,從而似乎欠缺這一特征,意見指出,可以將幾次違法行為累加后作為一次犯罪處理,然后和其他單獨計算的違法行為合并計算符合‘多次’要件后,認定成立惡勢力。”

王強軍強調:“如果我們對有組織犯罪界定得非常準確并且掌握了有組織犯罪的認定標準,不存在‘黑打’和‘放縱’的情形,那么就會得到民眾的支持。因此,我們在處理有組織犯罪尤其是‘惡勢力’犯罪時,應當謹慎認定惡勢力。在理解和執行‘掃黑除惡’的刑事政策時,我們也應當做到對惡勢力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準確界定,要明確惡勢力的含義和特征。如果在惡勢力的含義和特征的界定上不明確,那么在司法適用中就會出現恣意出入人罪的現象,并且容易導致在處理惡勢力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問題上發生錯誤的結果。”

“意見對于惡勢力的規定,以及其他相關程序、責任的規定,表明了司法機關嚴懲黑惡勢力的雷霆之勢和堅強決心,通過打早打小,將黑惡勢力及時消滅于雛形或者萌芽狀態,防止其社會危害進一步擴大,保護人民群眾的利益,維護國家穩定;但同時又要打準打實,實現精準打擊,罪刑均衡,這是刑事司法維護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也是確保掃黑除惡工作實現預期目標的基本前提。”林維說。

有黑掃黑、有惡除惡、有亂治亂。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是掃黑除惡的初衷。中流擊水正當時,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高壓嚴打態勢不能減,但也絕不能異化成為解決其他無關難題的捷徑,被抹黑和污名化。(記者 張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