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捕訴一體”一年間——把責任壓實在每一個辦案人肩上

2019年，伴隨著全國檢察機關重塑性內設機構改革的落實落地，刑事案件“捕訴一體”辦案機制全面推行。從2018年推行初期存在爭議到2019年形成廣泛共識、獲得多方肯定，“捕訴一體”見證了司法體制改革的前進步伐，提升檢察機關司法辦案質效的初衷正在成為現實。

一年間，全國檢察機關是如何落實推進“捕訴一體”辦案機制的？這一機制運行的具體成效如何？呈現出哪些亮點？記者為您一一揭秘。

從頂層設計到基層實踐，“捕訴一體”帶來不一樣的變化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對深化機構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要求統籌考慮各類機構設置，科學配置黨政部門及內設機構權力、明確職責。十九屆三中全會專題研究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問題，并于2018年2月28日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規定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要遵循的原則，明確提出“堅持一類事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統籌、一件事情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

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為此前已經開始的檢察機關刑事案件“捕訴一體”改革探索提供了根本遵循，使這項探索步伐明顯加快。

2019年新年伊始，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當年首場新聞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向中外記者宣布，最高檢組建十個業務機構，突出內設機構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重構性，其中刑事案件實行“捕訴一體”辦案機制。“捕訴一體”，即一個刑事案件的批捕、起訴、訴訟監督以及補充偵查、刑事申訴等，全部由一名檢察官或一個辦案組負責。這標志著“捕訴一體”辦案機制隨著檢察機關重塑性內設機構改革而得以確定。

正是在這場發布會上，有記者就提到之前在業界對“捕訴一體”機制有過討論。最高檢領導在回應中坦承，有些專家學者一開始是不贊成的，隨著檢察機關請他們到地方檢察院、法院和律師中聽取各方面意見，大家的思想觀念就有了明顯轉變。現在認識已達成一致，接下來是怎么樣在2019年把這項機制運行好、管理好、落實好的問題。

最高檢領導還舉例說明，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一些地方實行“捕訴一體”，集中一個辦案組去辦批捕起訴的案件，效率質量也都證明有大幅提升。

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呂紅兵在做客正義網“兩會訪談”時這樣評價：檢察機關全面實施“捕訴一體”機制，不僅提升了檢察隊伍專業化的水準，而且通過專門化刑事訴訟辦案機制提高了刑事檢察的效率，有助于做優、做強刑事檢察工作。

2019年，最高檢狠抓“捕訴一體”機制的落實。

“一類刑事檢察業務，由一個機構、一個辦案組、一個主辦檢察官辦到底；同一案件的批捕、起訴，由同一名檢察官負責到底。通過完善辦案機制，把‘捕訴一體’在辦案質量和效率方面的優勢發揮出來。”2019年1月召開的全國檢察長會議作出明確部署。

“正確把握檢察監督與檢察辦案的關系，加強督導高效辦理捕訴案件，年內‘捕訴一體’要全面落實。”2019年7月20日舉行的大檢察官研討班再次提出要求。

2019年12月30日，最高檢發布修訂后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進一步將“捕訴一體”辦案機制規范化制度化，完善了案件審查方式和辦理機制，強化了捕訴工作銜接。

從頂層設計到基層實踐，在這一年間，“捕訴一體”不僅打破傳統的“多人接力”辦案模式，節約了司法資源，更在引導偵查取證、落實司法責任制、促使檢察機關參與社會治理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浙江省檢察機關就在全面推行“捕訴一體”辦案機制中，打造了“改革樣本”。2019年4月，浙江檢察機關全面推開“捕訴一體”辦案機制改革工作；2019年6月出臺《浙江省檢察機關刑事案件捕訴一體辦理工作規則（試行）》，從構建科學分案機制、優化審查模式、明確審查標準、強化訴訟監督等4個方面進行了規范。2019年9月前，浙江省11個地市均已完成“捕訴一體”辦案機制改革。

“實行‘捕訴一體’，能讓檢察官掌握偵查機關在不同環節的取證情況，有利于及時引導偵查、強化偵查監督。”浙江省檢察院副檢察長黃生林告訴記者，如寧波市北侖區檢察院建立監督機制，針對不捕、不訴以及公安機關撤案案件，依托派駐公安機關檢察官辦公室，檢察官可根據需要主動介入引導補充偵查，督促公安機關及時全面補強證據。

“承辦檢察官在審查批捕環節能夠更加準確地理解把握庭審證據標準，從而更加嚴格地把握逮捕證據標準。2019年1月至11月，全國檢察機關對受理審查逮捕的127.7萬人中的28萬人作出不批捕決定，不捕率達到21.9%，比十年前的2009年同期高出10.7%，不捕人數多出16.8萬。”2019年12月3日，在最高檢第33次檢察開放日活動中，第一檢察廳副廳長羅慶東介紹的這組數據，直觀展示了其中的變化。

提質效、強監督，檢察機關主動自我加壓

2019年8月23日一早，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第八檢察部負責人吳新華專程趕到西城區法院，調取該院檢察官當月的出庭公訴錄像。

檢察機關為何要調取當月出庭公訴錄像？

“錄像會交給專門成立的司法辦案監督工作委員會。”吳新華告訴記者，工作委員會將以集體審查錄像為主要形式，重點監督出庭是否規范等內容。

圍繞推行“捕訴一體”辦案機制后可能出現的監督制約乏力問題，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積極推進檢察管理監督制約體系建設，探索實施司法辦案監督公開點評工作機制，審查當月庭審錄像，就是公開點評機制的內容之一。負責審查錄像的司法辦案監督工作委員會，主要由該院檢委會專職委員、檢察業務部門及檢務督察部負責人組成。

“審查錄像的過程，就像是醫生問診一樣。”該院檢察長李衛國說，在錄像中發現的問題，委員會成員會及時與檢察官進行溝通并反饋，形成點評報告，向檢察長匯報，同時在檢委會上進行點評。

為了讓“捕訴一體”切實發揮出提質效強監督的作用，一年來，像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一樣，各地檢察機關修煉出了自己的“法寶”。

浙江省檢察機關出臺的《浙江省檢察機關刑事案件捕訴一體辦理工作規則（試行）》，從構建科學分案機制、優化審查模式、明確審查標準、強化訴訟監督等4個方面對刑事案件辦理進行了規范。

湖南省長沙市雨花區檢察院則是著力構建以“案-件比”指標體系為核心的司法辦案考評機制，多措并舉提升辦案質效。實行“捕訴一體”辦案機制以來，雨花區檢察院通過規范重大案件提前介入程序、把好審查逮捕關、嚴格控制審查起訴案件退補退查、加強對偵查工作的跟蹤監督、提高引導偵查的實效性等措施，從源頭上把好案件的“證據關”和“事實關”，提升辦案質效。

四川省遂寧市檢察院與該市黨委政法委、市中級法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聯合會簽《遂寧市捕訴一體辦案與監督規程》，通過建立健全目標定位、職權清單、審查分案等11個板塊，有效解決“捕訴一體”辦案資源單一、合力不夠和銜接不暢等問題，真正構建起黨委政法委領導，檢察院主導，法院、公安和司法協作審查與集約化監督的新模式，將“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落到實處。

“實行‘捕訴一體’后，2019年，全市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工作力度加大，近20%的案件在提請批準逮捕期間就提前介入，與2018年的5%相比，提升幅度很大。”浙江省臺州市檢察院副檢察長杜斌告訴記者。

修訂后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進一步將“捕訴一體”辦案機制規范化制度化，完善了案件審查方式和辦理機制，強化了捕訴工作銜接，秉持檢察官客觀公正立場，貫徹“在辦案中監督，在監督中辦案”的要求，重視保障訴訟參與人權利，引導偵查取證，嚴格排除非法證據，確保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處罰。例如，根據《規則》第287條規定，為了防止出現不批捕后的“掛案”現象，檢察機關要督促公安機關對沒有犯罪事實或者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嫌疑人及時撤案或者終止偵查。

提質效、強監督的種種努力，是檢察機關的自我加壓，更確保了“捕訴一體”機制的健康有序發展。

“捕訴一體”運行一年多來，刑事檢察質效總體提升

實行“捕訴一體”后，案件承辦人的重復性工作減少，補充偵查工作也更具連續性，辦案時間明顯縮短，就是最直觀的體現。

陜西省寶雞市檢察機關推行“捕訴一體”辦案機制后，審查逮捕周期平均縮短了1.3天，審查起訴周期平均縮短3.5天；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檢察院審查起訴平均用時從改革前的46.5天縮短至改革后的14.5天；浙江省平湖市檢察院審查起訴平均用時從改革前的27天縮短至改革后的14天……

隨著時間的推移，“捕訴一體”的制度優勢持續增強。

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在辦理一起內幕交易案件過程中發揮“捕訴一體”機制優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擊破“攻守同盟”。

2013年7月，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有限公司擬將下屬3家專業子公司注入一家名為深桑達的上市公司。根據證券法第七十五條規定，該事項公開前屬于內幕信息，內幕信息敏感期自2014年2月25日至5月23日。

文超當時任其中一家被并購公司總經理，屬于內幕信息知情人。文超在工作中知悉上述內幕信息后，伙同曹凌（另案處理）使用“姚文心”“曹凌”“思達安國際物流（北京）有限公司”的股票賬戶，于2014年5月5日至22日間累計購入“深桑達A”股票192萬余股，成交金額共計人民幣1630萬余元，總共獲利達1893萬余元。

案發后，文超等人拒不認罪，并與親屬、好友等4人建立“攻守同盟”。

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第四檢察部檢察官蔣星偉作為案件承辦人，固定案件關鍵證據后，和同事一起列出補充偵查提綱，對后續取證工作全程跟蹤、監督、指導。

如何破解這起“零口供”案件？蔣星偉把突破口放到了擊破“攻守同盟”上。經過釋法說理，曹凌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最終“同盟”破裂，夯實了被告人文超犯罪的證據。一起“零口供”案件得以告破。

2019年6月18日，法院開庭審理該案，全面采納檢察機關的意見，以內幕交易罪判處文超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000萬元，追繳違法所得人民幣1800余萬元。

無獨有偶。2019年，浙江省德清縣檢察院辦理了全國首例利用“快手”直播平臺尋釁滋事案。從偵查階段提前介入，督促有效抓捕，到審查起訴階段追訴監督、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再到審判階段提出精準量刑建議，該案的成功辦理充分發揮了“捕訴一體”辦案機制優勢，保證了案件辦理質量。

2018年初至2019年4月，“快手”主播王某主動向粉絲索要電話號碼、機主信息等，直播辱罵、恐嚇他人，并配以電腦模擬槍聲等烘托“氣氛”，次數高達50余次……這一切，只是為增加直播間粉絲活躍度。其間，桂某等3名粉絲以刷禮物的方式，助力王某的“粗暴”直播，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案件發生后，德清縣檢察院在偵查階段組成專案組提前介入，引導公安機關偵查取證，固定關鍵證據。從批準逮捕到審查起訴，承辦檢察官朱麗雯嚴把證據關卡。最終，3名“觀眾”積極向被害人賠禮道歉，犯罪嫌疑人全部認罪悔罪。朱麗雯結合案件事實，對被告人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提出有期徒刑八個月至一年不等的確定刑量刑建議，最終被法院采納。

歷時一年的“磨合”，“捕訴一體”的新型刑事檢察辦案模式已經確立。

“這一模式運行一年多來，刑事檢察工作效率總體提升。2019年前三季度，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結審查起訴刑事案件153.2萬余人，占需要辦理人數的78.6%，審結率比2018年同期增加0.5個百分點。”最高檢案管辦負責人告訴記者，在提高辦案效率的前提下，檢察機關審查逮捕案件更加注重證據審查，2019年第一至第三季度，因證據不足不捕占不捕情形的比例分別為53.6%、56.7%、57.2%，呈現出逐季度增加的態勢。同時，引導偵查力度進一步加大，提前介入數量同比上升幅度較大。

2019年，“捕訴一體”辦案機制的實施不僅提升了檢察機關自身的刑事辦案質量和效率，也促進了社會矛盾的化解。新的一年里，檢察機關將繼續在“強主導、勇擔責”中完善好這一機制，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檢察力量。

(責編：孟植良、岳弘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