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在西安解放前后,我父親楊健歷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司令部參謀處副處長、西安軍管會軍事處處長、十九兵團兼陜西軍區副參謀長等職，曾奉命帶領一支由5000余名干部組成的接管縱隊，從延安趕到西安，執行了對西安的接收和管制任務。那是一段難忘的經歷……

1948年人民解放軍收復延安之后，父親從西北野戰軍四縱調到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司令部工作。聯防軍區司令員是賀龍，政委是西北局習仲勛書記。經組織批準，父親和楊拯民、李宗貴、黃羅斌、高浪亭等師職干部組成學習小組，學習聯共黨史、土改政策等十余本書，參加聯防軍區的三查運動和政工會議。那時，我們家和楊拯民叔叔是鄰居，和賀龍司令員住在同一個院子里。父親在賀龍司令員身邊工作生活和學習，時常聆聽賀老總親切的教誨，得到首長直接的關懷和培育。

赴西安接管縱隊

1948年全國的革命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民黨節節敗退，我軍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1949年毛主席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3月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從戰爭轉向生產建設。中共中央西北局認真貫徹黨中央的各項指示，第一野戰軍在彭德懷、張宗遜、趙壽山的率領下在前方打仗，發動春季攻勢，發展西北解放的大好形勢；西北局、西北軍區在習仲勛、賀龍的領導下，在后方積極做好從農村進入城市的各項準備，特別是對西安的接管工作。之后在延安成立了接收西安準備委員會，籌備西安軍管會，確定軍管會的干部人選，并借鑒陳云同志在東北局接管沈陽時選派4000干部接管城市的經驗，決定在西北抽調5000余名新老干部組成“赴西安接收縱隊”，待西安解放時執行接收和管理城市各方面的工作任務。

這時，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已改稱為西北軍區，父親在軍區司令部參謀處任副處長。一天，西北局、西北軍區領導找我父親面談，讓父親擔任“赴西安接收縱隊”隊長，并且到達西安成立軍管會時任軍管會軍事處處長。

父親楊健，字志新，1911年生，陜西西安人。 1930年參加楊虎城將軍十七路軍，1936年“西安事變”時在旅長兼城防司令孔從洲的指揮下，帶領一個軍事訓練隊，監控了西關機場上的47架飛機，解除了陜西省保安訓練大隊的武裝。抗日戰爭時期在楊虎城38軍孔從洲部任營長、副團長、團長等職。抗戰勝利后，父親反對內戰于1946年5月在河南鞏縣跟隨孔從洲將軍起義沖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包圍，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回到解放區，擔任了西北民主聯軍38軍55師師長。1947年胡宗南占領了延安，父親跟隨趙壽山將軍從華北到西北野戰軍赴任。9月17日，在磧口的桑園見到西北局領導，父親向領導匯報了自己的一切，并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領導欣然同意。在向組織部長馬文瑞匯報之后，父親于當天由楊明軒、何寓礎二位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父親在黨旗下莊嚴宣誓，決心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接著父親被任命為四縱副參謀長，跟隨閻揆要副司令員參加了第二次攻打榆林、宜川瓦子街、宜君、銅川馬鞍橋和西府等戰役和戰斗。父親不僅軍事素質好，政治立場堅定，而且熟悉西安的情況，和西安的地下黨崔一民、楊蔭東同志有著密切的聯系。

在解放戰爭深入發展的大好形勢下，1949年5月8日中央軍委致電彭德懷、張宗遜、趙壽山，部署陜中戰役，擬在六月間奪取潼關、西安、寶雞、漢中，切斷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

5月10日下午，西北局、西北軍區在延安桃林廣場舉行了進軍西安的干部動員大會。習仲勛書記在大會上說：“西安很快就要解放了，西安解放后就永遠是一個屬于人民的城市了。我們出發的目的就是接收和管理西安，保護和建設西安，迅速恢復和發展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領導在大會上詳細地講解了接管城市的政策，向接管干部提出了注意事項和紀律要求。那天，是一個美麗晴朗的日子，廣場上坐滿了幾千名即將赴西安的接管干部，大家都很興奮，臉上顯露出接受一項光榮任務的喜悅。

5月11日，陜中戰役打響了，第一野戰軍解放高陵、三原向西安挺進。

也就在這一天，父親帶領著赴西安接收縱隊從延安出發了。按照預定的路線和計劃，分期分批朝著西安行進。在行軍的隊伍中有一位叫田農的新華社女記者寫了途中日記，記下了那時的情景。其中寫道：“5月17日，歌聲劃破了黎明前的寂靜，腳步踩在照明的月光上，趕在太陽出來的時候，我們新聞大隊已經走了25里。……夜宿李家村，黨支部接到接管縱隊的命令說時局有了新的發展，西安解放要提前了，必須加速前進！”“5月18日，黎明細雨蒙蒙，為了趕時間，大家冒雨行軍，空氣特別清新，前進的速度更快了。”

接管西安的日日夜夜

駐西安的胡宗南感到國民黨的大勢已去，于5月17日全線撤出西安，擬從寶雞沿川陜公路逃往漢中。5月20日我一野六軍渡過渭河解放了西安，之后在西安群眾的歡呼聲中舉行了入城儀式。

父親得到西安提前解放的消息，命令接收縱隊急行軍加速前進。21日到達咸陽后帶領先頭部隊星夜兼程進入西安。在西安收繳武器彈藥、清理敵特埋藏的炸藥，為后續接管干部和首長進駐西安排除安全隱患。

5月24日西安軍管會宣告成立。賀龍任軍管會主任，賈拓夫、趙壽山、甘泗淇任副主任。軍管會下設秘書處、政務處、軍事處、公安處、財政處、工商處、企業處、金融處、交通處、農林處、后勤處、文教委、公共房產管理委員會等，同時公布了各處處長和副處長的名單。各處按分工接收和管理城市，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恢復生產和人民的正常生活。

父親帶領軍事處的干部戰士接收胡宗南國民黨軍隊逃跑時留下的槍炮武器彈藥和各種軍用物資，平定小股殘匪的搗亂、收容社會上的散兵游勇，不斷發出布告，讓他們到指定地點報到，聽候發落和安置。這期間，收容了一個由原38軍幾個軍官組織的300多人的非法武裝，根據領導的指示，把他們臨時組成三個連，對他們進行政治思想教育，讓他們轉變立場，之后把他們編入西北軍區特務團，加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列。

父親他們從延安來到西安，從農村進入城市還發生過許多有趣的故事。在延安，晚上開會學習一般用的是煤油燈，有時條件好了，能用上一種叫“白毛蠟”的蠟燭，進城后有了電燈。

發生在西安的“空城計”

當軍管會各項工作緊張有序地進行時，蔣匪馬步芳、馬鴻逵聯合剛從西安撤出來的胡宗南進行反撲，企圖奪回西安。他們指使馬步芳之子馬繼援帶領十一個師的步兵和騎兵，以集團式沖鋒趕到陜西，猛攻咸陽，并計劃于6月10日向西安發起攻擊。此時，我一野六軍解放西安之后執行新的任務早已轉移；劃歸一野建制的十八、十九兵團正在向關中集結，尚未到達西安。國民黨重兵壓境，城內我軍只有軍管會軍事處2個營的兵力，形勢十分嚴峻。城內暗藏的敵特乘機滋事，謠言四起，氣氛緊張，民心不定。

為了守住西安，遲滯敵人的行動，軍管會決定由城內現有的解放軍佯裝華北兵團入城，市政府組織20萬群眾夾道歡迎，在西安上演一次“空城計”。

6月10日，父親在軍區參謀長張經武的直接指揮下，組織“華北兵團”入城。他們從火車站出來，在站前廣場受到西安各界代表的熱烈歡迎。上午10時鑼鼓聲響起，部隊開始向市區進發。市政府軍樂隊、秧歌隊，各單位宣傳隊在前面引路。“華北兵團”的干部戰士頭戴鋼盔、肩扛各式武器，拉著炮通過車站前的歡迎臺，沿尚仁路到東大街，由東向西行進。沿途群眾掌聲不斷，呼口號放鞭炮，設立茶水站慰問解放軍，場面熱烈，聲勢浩大。戰士們到達西門后立即更換武器裝備，火速乘車繞道返回火車站，重新加入游行隊伍，如此反復走了好幾趟。“華北兵團”源源不斷地進城，城內敵特摸不清情況，馬繼援不敢輕舉妄動。第二天，群眾日報刊登了《華北兵團入城特寫》和《各界歡迎華北大軍進軍西北》的文章，報道了華北兵團到達西安的消息，從而震懾了敵人。這期間，彭德懷急調十八兵團六十一軍趕赴西安。6月14日該軍一八一師在咸陽殲敵2000余人，打退了馬繼援的反撲，解除了 國民黨軍隊對西安的威脅。

父親從延安來到西安，一直沒有時間回老家探望家人。幾個月后，堂兄陪著奶奶進城看望父親。父親對奶奶說起馬家軍企圖進攻西安時的情景，他說那時危險得很，西安城里只有2個營。

十九兵團兼陜西軍區

西安解放后，不僅城郊潛藏著不少特務企圖破壞治安，而且各縣還有很多股匪搗亂，尤其是終南山還有一部分國民黨的正規軍。父親在西北軍區司令部負責參謀處的工作，同時兼西安軍管會軍事處長，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異常繁忙，經常熬夜，通宵達旦地工作，不到四個月父親就病倒了。在醫院治療期間仍需閱改必要的公文，處理各種突發事件。

（1949年楊健與妻子肖志蘭及大女兒楊玉玲在西安）

7月，母親在延安生下我的二妹，待我二妹滿月后，母親就把她寄養到一個老鄉家里。母親一邊工作，一邊照顧父親的生活起居。那時，父母都在灶上吃飯，一天兩頓，主要是面條和稀飯。父親忙于工作，常常不能按時到灶上，母親就把飯打回來。有時父親在家里處理公務，一碗面熱了好幾次也顧不上吃。父親得了胃病，人比以前瘦了許多，但是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他總有一股使不完的勁。

1949年11月中央軍委決定，第一野戰軍與西北軍區合并，稱為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彭德懷任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同時電令十九兵團兼陜西軍區，司令員是楊得志，政委是李志民。

1949年十九兵團兼陜西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前排中）政委李志民（前排左）與副參謀長楊健（后排右一）在西安的合影

十九兵團劃歸一野建制后挺進西北，進軍寧夏，平叛剿匪，橫掃馬家軍，解放了蘭州、銀川等城市凱旋歸來即將入駐陜西，父親本應隨西北軍區到蘭州去，由于十九兵團兼管陜西軍區，楊得志司令員提出需要有熟悉陜西情況的軍事干部，父親熟悉陜西情況，被任命為十九兵團兼陜西軍區副參謀長。任職后，兵團兼軍區黨委決定，地方部隊除比較大的問題需隨時請示首長和黨委研究解決外，其余日常行政事務均由父親負責處理。那時陜西的地方部隊有陜北軍區、陜南軍區和咸陽、渭南、大荔、三原、彬縣、寶雞等直屬分區以及15個獨立團，部隊單位多，駐地分散，工作量大。父親積極主動認真負責地抓好自己分管的工作，每半月向黨委做一次系統的匯報，受到黨委的好評。后來楊得志伯伯說，“楊健同志是一個很得力的好干部。”

1950年11月，十九兵團免兼陜西軍區，率原轄3個軍東進至山東兗州、泰安地區，擔負志愿軍第二番輪戰任務。十九兵團離陜后，陜西軍區的工作由19軍接管。19軍由漢中進駐西安，軍長是劉金軒，政委汪峰，副軍長陳先瑞，轄17師和55師。十九兵團赴朝前確定父親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此時，軍長劉金軒來到西安，說父親熟悉情況，希望能留下來幫助工作。經上級批準父親推遲了南京的學習，繼續留在陜西軍區工作。

那時，我們家住在習武園，和陳先瑞伯伯是鄰居。陳伯伯經常到我們家做客，他和父親關系非常好，有著深厚的友誼。陳先瑞是開國中將，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隨紅二十五軍到達陜南，擔任過七十四師師長，執行過保衛陜甘寧邊區保衛黨中央的任務。他曾四進陜南，被譽為“陜南王”。1947年9月，在西北民主聯軍38軍任副軍長，是父親的老領導老上級。陳伯伯和父親早就認識，那還是在“西安事變”之后的事情。

1950年秋陳先瑞（左一）與父親楊健（右一）在西安習武園的合影

1937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楊虎城將軍被迫出國考察，孔從洲警備二旅也被調離西安往北移駐到涇陽縣境內。父親在警二旅五團二營當營長。一天，陳先瑞帶領紅軍執行任務路過涇陽到三原去。夜已經很深了，他們幾十個人來到涇陽在城下叫門。父親正在值班，他報告孔旅長同意后，立刻打開城門相迎。父親非常敬仰紅軍，見到陳先瑞十分高興，給他們打水，安排食宿，熱情地接待。第二天臨別時，又給他們帶上干糧和水，贈送了彈藥和藥品。從那時起，父親和陳先瑞就交上了朋友，并且在之后的戰斗中經常互通情報，互相支援，配合作戰，一直保持著聯系。

1951年初，陳先瑞伯伯參加抗美援朝離開了西安。1952年為了適應國家經濟建設，19軍所屬的17師改編為石油工程第一師，55師直屬西北軍區。陜西軍區精簡機構后改稱為陜西省軍區。這時父親離開西安到南京學習去了。

父親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后，分配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洛陽步兵學校任副校長兼訓練部部長。1958年7月黃河爆發特大洪水，洛陽地區連降大雨，遭遇到了幾十年一遇的洪水災害。父親擔任部隊抗洪救災總指揮，吃住在大堤上，和干部戰士奮戰了八天七夜。抗洪結束后，父親患了闌尾炎，這時外國友人來校參觀學習，父親按著肚子堅持工作。參觀團走后，父親闌尾穿孔嚴重黏連，送到醫院手術，出院后一天也沒有休息又去上班了。后來，父親終因積勞成疾，于1959年4月病逝于北京，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歲月匆匆，轉眼60年過去了。在祭奠父親去世六十周年的時候，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及家人齊聚八寶山，獻上鮮花寄托我們的思念。在西安解放70周年的日子里，我們一起追憶父親的生平往事，講述七十年前那段難忘的經歷，教育家人和子女傳承父輩的理想和信念，弘揚他們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砥礪前進，將先輩開創的革命事業進行到底。（作者楊玉玲，為楊健的大女兒，曾是原濟南軍區總醫院軍人，后轉業，退休前系山東省塑料研究開發中心辦公室主任。2019年6月寫于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