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名目繁多、五花八門的檢查和考核，已成為基層的“不可承受之重”，不僅做了許多無用功，造成了嚴重的資源浪費，還助長了官僚主義作風，破壞了政府公信力。因此，要在理念、制度、作風和手段等方面進行系統創新，減輕基層壓力，激發基層活力。

基層處于政府權力運行鏈條的末端，但其地位極其重要，是政策和任務落地的關鍵點。基層的表現直接影響到整個國家治理體系的運行效果。當前，一些地方針對基層的工作任務、督查檢查、考核評比令基層干部身心俱疲。有的地方一年要接受300多次督查檢查，大量基層干部得加班加點填寫各類臺賬資料。過于頻繁的督查，不但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還擠占了基層干部抓落實、干實事的時間，根本無法專注業務工作，一些人無奈弄虛作假、欺上瞞下。

繁雜考核和冗余程序增加基層負擔

考核檢查事項標準多樣，接待任務重。當前針對基層考核的內容繁雜，以鄉（鎮、街道）來看，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考核主要涉及工業總產值、固定資產投資等30多個工作目標，對專項工作的考核涉及計劃生育、安全生產、信訪等20余項。針對扶貧考核，各部門在完成考核指標的過程中，存在“層層加碼”的現象。下級執行部門為了更好地完成上級部門的考核評估，往往會提高完成標準的門檻，非理性地加大考核的力度。有鄉鎮干部說，“扶貧資料省里有一套模板，市里有一套，縣里也有一套，而且一套比一套復雜”。基層干部白天忙著走訪貧困戶，晚上加班加點寫材料。有些扶貧的考核指標和實際有出入，完成的難度較大，基層為了配合上級部門的考核任務，有時會玩起“數字”游戲、虛報數據等。扶貧工作的多標準和嚴要求，使基層干部常常把節假日、雙休日搭進去也未必就能處理好，解決好，這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部分基層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當基層干部知道上級單位要下來檢查時，有時會很早地開始籌備檢查接待工作，甚至會成立一個小組作為專職接待組，誰來了都得接待好。有時多個工作組都來檢查，并沒有提出很好的指導性建議，檢查多、指導少、要材料的多、搞調研的少，隔三差五的接待上級領導檢查，準備各種材料，組織會議匯報。而且，上級部門來檢查工作都要有相應的基層政府和部門的領導陪同，直接影響了基層業務工作的開展。

設立機構及掛牌過多，與干部力量配備不協調。現階段，為突出專項工作的重要性和在基層的落實效果，往往明確要求基層部門專項掛牌并設立工作機構，并將設立機構落實情況作為年終考核的重要指標，造成基層設立機構和掛牌過多的問題。有的部門把村、社區組織行政化，要求其對應上級機關職能設機構、掛牌子，導致村（社區）所掛牌子過多過濫，很多村（社區）僅大門懸掛的牌子就有10余塊，而其他的小牌子更是多達40-50塊。村（社區）演變成了“小政府”，承擔的行政性事務越來越繁重，占用了絕大多數的辦公時間，花在自治事務上的時間和精力越來越少。當前，雖然社會發展越來越快，但基層干部隊伍的數量還遠遠不夠，在基層掛牌成立工作機構和各類領導小組，造成基層機構過多，而基層干部人數有限，往往不能真正配置專職人員開展工作，身兼數職的現象普遍存在，導致工作效率和質量不高，尤其是個別鄉鎮黨委成員，一個委員有時要兼任十幾個機構領導小組成員，相應要承擔多種工作和責任。

“一票否決”事項過多，工作負擔過重。一些基層級級都簽責任狀，什么工作都講究高標準，特別是集中在教育科研、招商引資、環境衛生、城鎮建設、黨風廉政建設等諸多領域，幾乎涵蓋了政府工作的各個方面。“一票否決”本是為突出特定時期的某項中心工作而設置的一項考核辦法，目的是將干部精力充分聚焦，提升工作實效，現在一些地方卻出現了“一票否決”過多過濫問題，實行“一票否決”大多難以找到政策依據。一些基層干部往往以有限的權力承擔了無限的責任，壓力很大，心理負擔重，怕做錯事，個別基層干部互相推諉、選擇逃避，甚至不作為，阻礙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

填報臺賬數量多，工作重留痕。有些機關、領導到基層檢查工作時，不問工作是否落實，不問群眾是否滿意，只愛看臺賬。如果單單用臺賬衡量工作成效，必然滋長不務實、不扎實的工作作風。為了建立上級要求的各種臺賬，基層干部不得不長時間坐在辦公室中反復填報各種材料，導致不少干部擠不出時間走訪入戶，與群眾交流的時間減少，無法很好地了解基層群眾的需求。

此外，部分地區行政辦公體系無紙化程度不高，視頻、網絡會議仍未普及，“文山會海”、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的現象仍然存在，嚴重影響了基層政府效能的發揮。

為基層減負松綁要在理念上樹立民本思維，讓百姓“檢查工作”

我們不難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規律：下級政府落實上級任務時通常會層層加碼，工作量“逐級膨脹”，時限“逐級縮短”。在部署落實中央決策時，省級上調中央下達的任務指標，市縣級則上調省級下達的任務指標，無疑鄉鎮得到的包袱就更重，不但如此，要求完成任務的截止時間也逐級提前。為了盡快完成上級的指標，便不停地檢查和督促下級加快工作進展，以求提前超額完成任務、確保達標“萬無一失”。產生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級領導的“官本位”思想，他們習慣性地看上級臉色，為迎合上級而不顧客觀規律盲目“攤派”工作。為了改變這種不良現象，各級領導干部必須真正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民本思想，以人民滿不滿意、高不高興、答不答應作為檢驗工作的最終標準。

我們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后，各項工作都要圍繞“人民”這個中心推進。既要從人民的需要出發部署和落實任務，又要讓人民群眾監督政府工作。為此要落實權力清單公開制度和“責任狀”公開制度，讓公眾參與監督和評價政府工作的進展和績效。各類常規的或臨時的“責任狀”都必須出自權力清單，超出了權力清單范圍則是無效的。各級政府可以行使的權力、必須承擔的責任都清清楚楚公之于網，公眾就知道政府應該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哪些事。下達給各級的任務部署，只要不涉及國家秘密和工作秘密，都應向社會公開，讓公眾了解政府在干什么、怎么干，并監督政府干事的效率和效果。公眾也可以對各類工作部署的科學性與合理性作出評價。這樣，做表面文章的形式主義、虛假的做秀行為就會失去表演舞臺，那些“大躍進”式、奇葩荒誕的發號施令和敷衍應付、純走過場的虛假匯報就會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如此一來，官本思想被民本思想代替，“催命符”就會越來越少，基層干部就會走出忙亂浮躁疲憊不堪地做無用功的窘境。

為基層減負松綁要在制度上強化簡政放權，讓基層“聚焦服務”

政府職能和政府機構具有天然的“膨脹性”，尤其是現代社會，政府管轄的事務呈井噴之勢。管轄的事越多，領導干部就越忙，基層干部就更忙。政府必須轉變職能，把那些“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交給市場和社會，集中精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政府應該管、管得了、管得好的問題。應破除“上下一般粗”的政府結構，加大簡政放權的力度，給基層更多的自主權，放手讓基層干部發揮積極性和主動性，激發他們的工作熱情。

要盡快優化政府縱向職能結構，增強基層政府的服務職能。從理論上講，層級越高的政府其政治職能越強，層級越低的政府其服務職能越強。也就是說，與基層政府相比，中高層政府的政治職能更為突出，而基層政府更應聚焦于為百姓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因此，應調整各級政府的職能結構，增強基層政府的服務職能。

同時，簡政放權、屬地管理不應成為上級黨委和政府推脫責任的借口，督查考核的“板子”不能一律打在基層身上。必須創設科學的督查方法，樹立層層有責、層層擔責的明確導向。基層的職責不能推給上級，上級的職責也不能甩給基層，各層干部的干事創業熱情都要激發出來。但不可忽視的是，必須切實改變監督檢查中政出多門、頻率過高、重痕跡輕實績的現象，讓基層干部從不必要的檢查中徹底解脫出來，將更多的精力用在推動工作落實上。

為基層減負松綁要在作風上治理文山會海，讓干部“輕裝上陣”

“文山會海”已成為當下阻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巨大障礙。“文山會海”令各級領導干部頭疼不已。“要么在開會，要么在去開會的路上”，特別是許多基層干部疲于應付各個渠道布置下來的會議而無法安心做好業務工作，無暇顧及群眾關心的具體問題。據2017年《人民日報》刊載的一篇題為“精準扶貧駐村蹲點日記”的文章，某鎮的政法委副書記一年共開了280多場會，平均每個工作日不止一場會。從鎮里到縣城有兩小時的車程，來回就得半天，再加上開會半天，一天時間耗費完畢，基本沒有時間干具體工作了。要治理“文山會海”，優化工作作風，必須做到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領導要以身作則，樹立榜樣。上級黨委和政府特別是主要領導同志必須帶頭，將下級黨委、政府、相關部門和單位在一定時間內擬召開的會議數量、會議持續時間、文件數量等劃一條紅線，制定一個硬杠杠。通過這種方式促進各級黨政部門少開會、開短會，少陪同、多調研，切實轉變各級黨政機關的工作作風，把各級干部尤其是基層干部從“文件堆”“會議圈”中徹底解脫出來，以便他們有更多的時間精力深入群眾，體察民情，為民謀事。另一方面，要通過制度創新撬動“文山會海”。例如，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試行“無會周”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借鑒推廣。

為基層減負松綁要在手段上改革管理方式，讓數據“聯通上下”

給基層減負松綁，還要在手段上創新。在信息化時代，必須充分利用電子化手段優化政府管理方式，提升政府管理效率。從“讓干部跑路”，轉向“讓數據跑路”；從讓干部整理紙質材料接受現場檢查，轉向讓數據自動生成報告接受遠程審核。

例如，在扶貧工作中，可以大力推進扶貧信息部門共享、互聯互通，保持部門之間數據的高度一致性，嚴禁精準扶貧大數據各搞一套、各自為政。扶貧數據必須通過建檔立卡信息系統上報，而不能要求縣以下單位通過其他渠道提供，不得增加規定以外的表冊資料，也不得增加填報頻次。再以環保工作為例，為減少基層環保部門的繁重任務，可以通過環境大數據建設代替人海戰術。生態環境大數據建設方面，建議引入在線監控數據、視頻監控信息等手段，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環境監控系統，借此對治污設施、運行情況等進行24小時不間斷的監測監管。如有異常狀態出現，系統便會及時通過手機APP、微信等方式告知轄區內的環境執法人員，從而降低巡查成本，提升巡查效率，并可以有效緩解基層環境監管能力不足的困境。而且還可以在此基礎上建立覆蓋全國的生態環境大數據分析系統，實現生態環境信息資源的互通共用。這一系統可以實時收集污染源企業的生產狀況、治污設施運行情況、用電量以及銀行賬目等相關信息，運用全國統一的評價體系、過程監管表格進行評估，做到上下同一個指令、同一套表格，真正減少那些交叉重復、口徑不一的煩瑣核查。

（作者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教授）